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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关于知情权的研究

   政府信息公开的本质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问题。知情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之一,但知情权的含义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美国学者赫伯特·N·佛斯特在《信息自由与知情权》一书中提出了知情权的三种含义:政府不得妨碍公民交流关于国家事务的事实和观点的信息,政府有义务应公民的请求提供信息,政府有义务使公民了解政府的状况。
 
《华盛顿邮报》与《时代先驱》杂志执行编辑、美国报纸主编人协会情报自由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拉塞尔对知情权的界定比较宽泛,他在《自由还是保密》一书中将知情权认定为一种综合性的公民权利,并对其合法性进行了分析。日本学者阿部照哉认为,知情权分为知的权利和接近使用权,“知的权利被认为不仅在消极方面,系指不受他人妨碍的自由知悉,且具有要求持有资讯的主体,公开或提供资讯的积极性质,并且在此意义上的知的权利,由于亦伴随有对资讯持有者的接近使用,故接近使用权的实现也包含其中”。日本学者山内敏弘和古川纯则认为知情权是包括公民主权原则乃至民主主义原则(自治原则)在内的公民权利。从日本学者的定义中,可以推论,知情权不但包含知的权利,也包含知的自由。其实,无论是何种界定,知情权在当代民主社会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基本权利,它包括“接受信息的权利和寻求获取信息的权利,包括寻求获取信息而不受公权力妨碍与干涉的权利以及向国家机关请求公开有关信息的权利”。
 
    为了给予政府信息公开更为合理的理论依据,一些学者开始研究知情权的合理来源,主要观点集中在言论自由和人民主权理论方面。美国学者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认为,民主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民众的同意和集体选择基础之上的,在民主政体运作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市民参与各种形式的政治选举的过程中,他们应当有权自由地获取所有可能影响其决策的信息、观点和看法。根据人民主权理论,政府信息也应当公开。政府的公权力由于人民权利的让渡和授予而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因而政府公开其信息,使人民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活动中是非常必要的。
 
    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观点在发达国家已普遍达成共识,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原则是个人隐私不得侵犯、国家的敏感信息不能公之于众。如何在政府信息公开的同时,合理划分保密范围,有效地实施敏感信息的保密,也是国外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如凯伦·H等对“9"11事件”后美国平衡政府信息公开和保密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的传统民主和政府信息公开应持之以恒,同时应做好机密敏感信息的保护。
 
    综上所述,学界在服务型政府和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做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由于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有关服务型政府的研究还存在理论性强、操作性弱,规范定性分析多、经验实证研究少,表象研究多、发生及演化机制研究少等问题。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研究,国内起步较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结合政府信息化的实践,重点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意义、指导方针、思路、立法模式,以及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等方面进行探讨,相关文献的研究多集中在规范研究的层面上,主要分析政府信息公开的社会功能、相关法律问题和制度构建问题,缺乏对法律执行实际过程的关注;信息公开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公众对信息公开的认知和推进信息公开过程中的法律与管理问题等方面。因此,以地方政府在信息公开制度构建中的实际行为及效果为研究对象,剖析我国政府信息公开面临的困境,探索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