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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近现代图书出版业环境的变化

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环境等对媒介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李明伟在《知媒者生存》一书中提到,媒介就像生活在社会河流中一条鱼。戴维·巴勒特(Barrat·D)《媒介社会学》指出,社会环境对媒介环境的影响表现为其能够决定媒介制度,决定媒介的发展水平,以及决定媒介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四川近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和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政治环境是出版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晚清政府腐败无能,1840年,先后发生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等重大事件。列强入侵,民不聊生。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学习,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武昌首义、二次革命都是在西方民主思想影响下产生的。随后,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经历北伐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国才最终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动荡,四川不能幸免。如1890年,重庆被英国辟为通商口岸,1895年重庆又被辟为日本的通商口岸,川江航运权渐渐落入列强之手。21民国初期,四川一直处在军阀混战的动荡时局中。据统计,民初十余年间,四川发生大小战争470余次。军阀激烈争夺,反复冲杀,兵焚所及,繁华须臾成焦土。“合计省城繁盛之处,已焚去一半,人民失业者,不下十余万,诚数百年未有之浩劫”。220这样的环境,决定了四川出版业发展的停滞不前;而抗日战争其间,四川成为全国首善之区,决定了他全国出版中心的地位。

    二、技术进步是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出版技术的进步既表现在媒介的发展上,也表现在出版工艺上。道光十八年(1838)英国人台约尔在新加坡制成了一套汉字铅字,道光二十二年(1842)搬到香港,一时铅印书籍在香港及华南地区颇为时髦。在中国首先使用石印技术是上海徐家汇天主堂附设的土山湾印书馆及光绪五年(1879)《申报》馆开设的“点石斋石印局”。技术的改革大大提高出版业的生产力,晚清洋装书籍仅出版330种,而民国时期出版了新式图书6424种,是晚清新式出版数量的20倍,这就是技术因素直接影响的结果。

    三、政府对出版业的控制决定出版政治导向。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封建官僚及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都通过出版书刊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广大人民增进新知识和掌握科学技术的要求与日俱增,社会对各种新式书刊的需要量越来越大。但清廷在政策上并不允许大量进步思想存在,当时四川只有学政张之洞少数先进人士主张出版和发行新型图书,在中国出版进步内容的书籍,这导致了晚清进步图书与洋版图书数量少。民国时期,川陕苏区以出版图书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党的政策,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启发阶级觉悟。如出版了《辩证法唯物论》、《三民主义与大学》、《天气和航空》、《广播战》、《三民主义研究》、《从美国看世界》、《战争中的日木》、《英国空军》、《中国共产党与游击战》等大量红色书籍以及宣扬共产主义的进步书籍,这些书籍为抗日与解放战争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