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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图书馆政策法规课题的研究意义

俄罗斯图书馆政策法规课题的研究意义

 

 

      (1)弥补我国对俄罗斯图书馆事业研究的不足,完善我国的国外图书馆研究

    我国图书馆界一直比较热衷于对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图书馆事业的研究,对俄罗斯图书馆事业的研究显得比较冷清,除了语言受限外,还有思想认识上的偏差。的确,西方发达国家图书馆事业的理论和实践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足以吸引全球的目光在它们身上停留,但是作为曾经世界图书馆界“巨人”的俄罗斯图书馆,其历史积淀形成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为世界公认,俄罗斯图书馆仍是国际图书馆事务中不可或缺和不容小视的力量,是世界图书馆大家庭中不能缺席的重要成员。如果说对欧美等国图书馆的研究更多的是对技术、服务方式的介绍与引进,那么对俄罗斯图书馆的研究则更能品位出蕴涵其中的人文文化精神和古朴典雅的文化韵味,感受传统思想与现代理念的碰撞与交融。一句话,研究国外图书馆时我们没有理由遗忘俄罗斯。我国对国外图书馆的研究由于缺少足够的俄罗斯图书馆元素而显得单调、不够完整,容易导致学术研究中的片面性和片断性,难以形成完整的学术体系和科学思想。本文的首要意义就是弥补国内对俄罗斯图书馆事业研究的不足与缺憾,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国外图书馆研究活动,展示多姿多彩的世界图书馆事业发展景象。

    (2)继承和延续我国对俄罗斯图书馆事业的研究历史

    苏联图书馆事业曾是我国学者所重点研究关注的,如彭斐章教授的《苏联目录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论苏联图书馆事业发展中观念的变革》、沈祖荣译著的《苏联图书馆四十年》、《俄文图书编目》等,但后来两国关系的恶化使这种研究出现了断档。苏联解体前后的这个时间段,虽然短暂甚至只是历史的瞬间,但却是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处于转折的重要历史时期。作为时间上的过渡,本文以苏联时期的图书馆政策法规为先导,从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时期入手,再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直至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发展经历,分析俄罗斯图书馆从苏联时代向新俄罗斯转变的历史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国内对这段时间俄罗斯图书馆研究的空白与不足,衔接和继续我国对俄罗斯图书馆研究的历史,使我国的俄罗斯图书馆研究保持连续性和完整性。通过对俄罗斯图书馆政策法规的研究,将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完整呈现,便于全方位认知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历史演进与发展轨迹,为我国的俄罗斯图书馆研究注入新活力和新内容,推动我国对俄罗斯图书馆事业的研究迈向上新台阶。以中俄“国家年”、“语言年”为契机,希望本文能成为对国内俄罗斯图书馆研究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的新起点,使更多学者关注和参与俄罗斯图书馆的研究,共同续写我国对俄罗斯图书馆的研究历史。

    (3)对比中俄图书馆事业发展异同,借鉴俄罗斯图书馆事业政策法规法制建设经验,促进我国图书馆立法活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朱小蔓在《20-21世纪之交中俄教育改革比较》一书出版前接受采访时曾说:“没有哪个国家像俄罗斯与中国这样具有如此大的可比性和可借鉴性,中俄两国的可比性和互补性程度,是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达到的”。①这在图书馆领域是应验的,中俄图书馆事业发展和管理模式曾如出一辙,有相似的发展历程和道路,虽然20世纪90年代后受两国同一时期迥然不同的政治经济改革影响而有所不同,但图书馆事业本质特性决定了中俄图书馆事业发展是殊途同归的,如今都面临着整体水平不高、发展不均衡、经费不足、信息化程度有待提高等问题。中俄图书馆事业各具特色,通过本文研究,对比中俄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异同,作到知己知彼、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借鉴和参考俄罗斯图书馆政策法律制度建设的经验,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我国缺少专门的图书馆法,一直为业界所垢病,我国图书馆法制建设己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从2001年图书馆立法启动到如今已近十年,几经曲折,仍难修成正果,图书馆事业发展紧迫要求图书馆法的出台。俄罗斯图书馆立法只历时三年,俄罗斯图书馆法制建设取得一定成效,基本上形成了较完善的图书馆事业发展法律保障体系。俄罗斯图书馆立法的宗旨、目标、内容、价值等对我国图书馆立法有一定参考价值,比如立法基点和目标定位为保障公民信息权利、保护国家文化遗产、为国家发展储存知识潜能,通过权利与义务的界定明确图书馆领域法律关系等,体现出图书馆法本身的法律价值与法律本质特性。新华社新闻所所长陆小华在为《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一书所作的中文版序中所说:“变化轨迹其实就是共同财富”,①俄罗斯图书馆事业改革发展的经验成果也是我们的财富,分享这个财富将有助于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启迪我国图书馆事业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