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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公共文化政策对图书情报机构的影晌

广义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或者说,是在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精神生活方式的总和。

    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文化基础设施,(按照国外对图书馆类型的划分,公共图书馆属于公共机构是没有疑问的,但国外的大学图书馆和专门图书馆就不一定都是公共机构了。我们国家的情况是:私立的高等教育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企业的民营化过程还没有完成。拥有图书馆的高校和企业,大多数属于国家的公共机构,因此,对我国的环境来讲,图书情报机构大多数是国家的公共机构)对他们的管理,是国家公共文化政策的重要内容。

    图书馆在文化教育中的作用不像文化市场中的出版、美术、音像等市场那么活跃。图书馆的四项基本职能中,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和教育功能是一种隐性的作用。图书馆既没有紧跟政治风向,目标明确地引导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任务,也不像专门的教育机构那样通过明确的课程设置来为未来的社会建设主体的思想意识形态形成提供比较明确的选择菜单。人们进入图书馆似乎可以任其自然地选择,可以听到对一个问题分析的多种声音。

    图书馆的馆藏既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成果的汇集,又是当前社会文化热点的折射,更是一个国家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图书馆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主要在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培养高尚的心灵和道德情操,提高文化品位、文化素养,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精神风貌。

    我国的文化立法中至今还没有图书馆法的内容,致使图书馆的经费来源,运营管理的责任,运营情况的考核监督处于一种极端不稳定的状态。“最后想到的,最先砍掉的”。20世纪70—80年代时,西方国家的公共图书馆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就经历过这种遭遇。

    美国的文化立法就较为健全。这些法律有1965年国家艺术与人文拨款委员会法案、新闻法、版权法、图书馆法、志愿人员保护法等。即使有些文化行业无专门的法律,在宪法和其它有关法律中也有规定。美国没有专门的出版法,但涉及出版活动的法律很多,如美国对出版自由的界定是:对引发危害公众秩序导致暴乱的言论、泄露国家机密的言论、造谣生非的言论等,均不予保护。对编辑出版鼓吹以暴力推翻政府或任何政府部门者,要判重刑或罚重金。

    美国的公共文化政策还通过制定经济优惠政策而非拨款方式进行扶持,这一方面避免了文化产业的“官方化”倾向,很大程度地减轻了公共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又鼓励了社会各方面关心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又利于将更多的社会财富用于发展社会文化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