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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目录学

汉季以降,中国经历了进入封建社会后第一次长时间的分裂状态。军阀割据,南北对峙、民族纠纷与融合,佛教与道教的扩张,经济模式的改变,使从董仲舒罢黝百家之后就开始一统思想界的汉代经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进而儒学式微、玄学兴起,中古学术思想迎来了一次剧烈的震荡。在此时代风潮影响下,由《别录》、《七略》所创立的中国古典目录学收到了强烈冲击。为了适应新的学术需要,无论是官修还私纂的目录著作,都努力在《七略》的分类基础上开拓创新。这一时期的目录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魏晋南北朝时期古典目录学快速发展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目录著作的大量出现,出现了《中经簿》、《中经新簿》、《七志》、《七录》、《晋元帝四部书目》等一大批在分类方法,著录体例方面富有创新精神的杰出目录学著作,据今人考证,在整个魏晋南北朝这三百余年时间里,有确切记载的目录一共有十八部①,远超两汉时代。而目录的编纂也不再是官方独有的行为,不少私人私人藏书家开始根据自己对学术的理解进行目录编纂,目录学史上著名的《七志》、《七录》均为私撰。而且相对于这一时期的官修目录来说,私撰目录的学术价值更高一些,它们在目录学学科发展上的贡献也更大,从而为目录学发展的开辟了民间学术途径。总体来说,魏晋南北时期的目录学是由汉到唐的过渡时期,在目录学家的不断尝试下,《七略》所确立的学术思想体系和分类方法不断受到挑战,更具时代特点的目录学新思想不断涌现。经过数百年的变革,隋唐时期以《隋志》为代表的四部分类法最终形成。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同样也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一次狂飘突进。

    从古典目录学学术发展历史的角度来审视魏晋南北朝目录学,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目录学的变革实际上是在两条发展路线的不断碰撞中行进的。一条道路是较为严格的延续《七略》的模式,仅仅对其分类方法做小的修补,如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等;另一条道路是试图打破《七略》的分类体系,另谋出路,如郑默《中经簿》、荀歇《中经新簿》以及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录》、殷钧《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等各代官修书目。但如前所述,《七略》是符合汉代学术发展情况的一部杰出目录学著作,其所确立的学术规则己经得到了检验。而中国学术的发展既不是停滞于汉代也不是骤然进入魏晋,它必然不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学术思想。因此,目录学即不可能永远延续《七略》的思想体系,同样也不会决然于《七略》之外而另立门户,无论目录学家选择哪种道路对目录学进行改革,其起点与基础都是《七略》与《汉志》。下面即以此为线索,从可以考知的几部魏晋南北朝的目录著作简述这一时期目录学的变革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