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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史

1)阅读史的地位

    阅读史是全面理解图书史的钥匙,同时也是理解达恩顿致力于研究的文化史的重要元素。通常读者的反应是在图书出版流程的末端,但是在达恩顿的模式圈中,读者处于一个流动的过程中,读者是这个线路系统中最重要的环节,因为他对作者的影响既反映在写作之前,也反映在写作之后。他们的反应会被出版商和书商提前考虑和预测。因此要研究阅读的历史,一定要既考虑到出版文本对读者的限制,也要考虑到读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阅读过程中的普遍现象,而且会导致非同一般的特殊效果。

    由于出版和读者之间的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达恩顿主张出版物个体的一种金字塔型出版观点,这种出版可能引发读者丰富的评论,引发新的阅读方式,比如有些读者希望快速浏览顶层的论述,而有些读者也许满足于纵向阅读,逐步深入。出版商也可根据这种阅读方式灵活地打印和装订文本。

(2)阅读史研究内容与局限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书的反应,是完全可以做历史性的研究和理论性的总结的。通过研究阅读这种社会现象,我们可以弄清楚什么人在读书、读的是什么书、在哪里读书和什么时候读书这类问题。这对于探讨难度更高一些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读书和怎么读之类的问题是颇有帮助的。

    在现代社会出现的早期,阅读的意义并不单纯是阅读,它远比今天的阅读意义更为复杂,人们的阅读经验和实际人生经验、理解文本和理解生活之间的关系远比今天紧密。但在下结论之前,阅读史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档案资料,看过去的读者是怎样把阅读和实际人生结合起来的,并把读者的各类经验加以比较。目前阅读史研究可以利用的原始材料比较有限,包括图书销售商的书单、图书馆记录和政府登记册等在内的档案材料,提供了概略性的资料,可探究有关模型和趋势的问题,这些模型和趋势可以是全局的,也可以是局部的;个人材料,包括书信、口记和自传,提供了对阅读中的自我的描述,可以对个人阅读习惯和实践做出谨慎的判断,订书单一直很受青睐,但订书单的历史价值很有限。

    在达恩顿眼中,关于阅读史的材料较为稀少,并且问题成堆:如缺少原始文献、难以预料的阅读的主观性、阅读习惯的多变等。

    虽然阅读史在图书史研究中应该有一席之地,通过史料调查我们也可能对过去人们的阅读情况有所了解,但是达恩顿强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心感受是我们很难捕捉到的,不过至少我们可以对阅读行为的社会背景比较清楚。只有对阅读的环境有所了解,才能对阅读的性质作出判断。

    达恩顿在他的综述文章《迈向阅读史的头几步》中重申这一号召:将阅读研究置于历史和背景之中,作为从书史中扩展出来的强调社会学因素的一部分。达恩顿号召进一步研究读者反应的历史,将印刷品放在口常生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我们需要检视更多的档案,他提出,将读者关于阅读经验的记述与他们所读的书上的阅读记录加以比较,

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他们的行为进行比较。在他看来,图书史研究者需要“面对处于该问题核心的相关要素:变化中的读者如何解释变迁中的文本”?Cml

    他认为,要研究过去读者的阅读情况,书史研究者必须另辟蹊径。达恩顿对阅读史研究的观点是理解阅读所关联的方方面面,而后再还原至阅读本身。譬如过去对阅读史进行研究,选择的原始材料中,达恩顿的“怎么样”既包括印刷文字的副文本元素,也包括阅读行为的性质本身。

    为了理解一本书,研究者必须寻找路径穿过大密度的符号场;因为书的每一方面都指引着读者,影响着他的反应。读者也赋予文本很多东西,如期望、价值、态度、意见,而且这些也具有文化限定因素。因此,阅读被双重因素限定,一方面是书作为交流媒介的属性,另一方面是读者内在化的并且交流必须在其中发生的一般符号代码。

    达恩顿在理解阅读和文化的关系中,有两个鲜明的观点。一是在强调文化框架的重要性方面,他并不同意文化整体论的观点,他认为虽然了解整个社会、文化大环境是研究阅读的必要前提,但是具体的话语分析是最适合阅读史研究的。二是在强调阅读的文化约束方面,达恩顿并不宣扬超决定性论,也就是说他认为文化并不能完全决定阅读的性质、内容等,但是他也反对低估阅读接收过程中文化决定因素的观点,即把阅读置于文化历史领域之外的概念。

    总的来说,阅读史和阅读习惯是一个新著迭出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有阅读革命、阅读在形成个人和集体认同中的地位等等。但是阅读史研究面临一个问题,研究通常由于缺少充分的证据而搁浅。因此在图书的出版传播过程中中,阅读仍是最难研究的环节。